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宗法共同体。在两汉时代，由于社会经济、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动，以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里组织的不断发展，使得宗族的范围与影响也不同于西周、春秋时代。一般而言，两汉人的宗族以九族为限，超出九族，即不再视为同一宗族。所谓的九族通常是指同姓亲族，即从自己算起，上至高祖，下至玄孙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兄弟既具，和乐且孺。”毛笺云：“九族，从己上至高祖，下及玄孙之亲也，属者以昭穆相次序。”《白虎通·宗族》所言九族也是上凑高祖，下至玄孙。

一、汉代乡里豪族的性质

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，具有三个独特性质。

首先，宗族是一个祭祖单位，全宗族祭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祭祖是最重要的宗族事务。西汉时代，即出现了专门的祭祀场所—祠堂。张安世死后：“谥曰敬侯，赐茔杜东，将作穿复土，起家祠堂。”祠堂与家墓所在是为祭奠先祖，所以，宗族中人尤其看重，使其成为一种本宗族的象征。《东观汉记·邓晨传》云：“邓晨与上起兵，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，污池室宅，焚其家墓。宗族皆怒”。

其次，两汉的宗族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单位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方面，各宗族内部都有自己的族人会议，宗族与个人的大事往往在这种场合议定；另一方面，各宗族尤其是一些弥年大族，往往都有自己的族规、族训，在宗族内部，它实际上凌驾于国法之上；再一方面，遇有动荡、战乱等特殊情况，宗族又往往成为一种避难或军事单位，或聚族而保，或举族而迁。关于两汉时代的族规、族训，从一些相关史料看，显然存在，如《后汉书·邓禹传》称：“自祖父禹教训子孙，皆遵法度，深戒窦氏，检敕宗族，阖门静居。”所谓“检敕宗族”，自然是以族规相检敕。

最后，两汉宗族是一种经济互助单位。这种同宗族内的经济互助，首先表现在富室宦对贫弱宗人的救恤。这类记载十分常见，如东汉韦彪“清俭好施，禄赐分与宗族，家无余财”；宣秉“所得禄捧，辄以收养亲族。其孤弱者，分与田地”。除了这种单向式的救恤、施舍外，两汉时代的宗族中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经济行为，残留着原始宗族财产公有的痕迹。

《四民月令》十月记道：“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，则纠合宗人，共兴举之，以亲疏贫富为差，正心平敛，毋或踰越，务先自竭，以率不随。”这儿，“务先自竭”，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由“正心平敛”，我们倒可以清楚地看到财产公有的一些痕迹。当然，这种财产共有的痕迹已十分微弱，在宗族内部，各家庭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，宗族本身已丧失了其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功能。

二、豪族对乡里社会的支配

进入西汉以来，尽管中央集权在不断加强，自中央王朝到郡县乡里的统治日益严密，但究其实质，并不是地域组织取代先秦的血缘宗法组织，而是血缘宗法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备了地域组织的外壳。这也是中国古代乡里政治的特色所在。当然，两汉时代的宗族组织已大不同于西周春秋时代，宗族组织只是以九族为限，而且宗族内部也是一家一户的“五口之家”式的小家庭，但作为宗族，仍是基本的乡村社会单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东汉后期，不仅举宗而聚普遍存在，而且在更大范围内，同姓聚居也开始出现。这儿的同姓，是指由同一宗族分化出的不同宗族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宗法关系，而且均为累世聚居一地。东汉以后普遍出现的郡望族姓，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，如汝南袁氏、清河赵氏、琅邪王氏、太原王氏等，已超出了一个宗族概念，而成为更大范围的宗姓。

1.乡官里吏多被强宗大姓所把持

如张敞本为河东大姓，祖父孺为上谷太守，徙茂陵，张敞则“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，察廉为甘泉仓长”。乡有秩，即有秩啬夫，为一乡之长。又如，黄霸，为淮阳阳夏人，以豪杰役使徙云陵，显系强宗大姓之列，其少时也曾为阳夏游徼。游徼为乡啬夫下的首要官佐。再如，朱邑，庐江舒人，“少时为舒桐乡啬夫”；西汉末期的樊重，是当时著名的强宗大姓，“货至巨万，而贩赡宗族，恩加乡间。……县中称美，推为三老”。东汉时代依然如此，如第五伦、臧宫曾为乡啬夫、亭长、游徼，其身份背景也是强宗大姓。

2.两汉时代的乡举里选亦多为强宗大姓所把持

强宗大姓们把持了乡里权力，影响着郡县政治，自然要控制两汉重要的选官途径——察举。他们所举选者往往是本宗族中足以代表其利益者。这样，由乡官里吏而郡县掾属，而察举，而为地方长吏，成为强宗大姓们仕进的一条重要通途。如前面提到的张敞，先为乡有秩，又补太守卒吏，又察孝廉为甘泉仓长；黄霸，先为阳夏游徼，又为郡卒吏，后举孝廉为河南太守丞；朱邑也是少为桐乡啬夫，后迁补太守卒吏，又举贤良为大司农皿，迁北河太守。

这些强宗大姓上下相通，左右相连，构筑了一张庞大的势力网络，使两汉乡里政治蒙上了浓重的宗族色彩。强宗大姓们在政治上表现为乡里社会的支配力量，这种支配力量是通过乡官里吏、郡县掾属与把持选举而体现的，但作为其基点的还是强大的经济势力，尤其是西汉中叶以来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，大土地的发展，强宗大姓与大土地占有发生着密切的关系。

强宗大姓不仅拥有政治与经济的实力，在两汉时期，尤其是西汉后期以来，还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地方武装色彩。西汉中期，强宗大姓们还只是利用其经济与政治基础，豢养宾客，招徕游侠少年，至多是“宗族横态，宾客犯为盗贼”，并没有公开的武装力量。但到西汉末年的战乱中，宗族武装已较为引人注目。进入东汉时代后，随着宗族与田庄结合得更为密切，宗族武装也成为公开、稳定的存在。到东汉末年的战乱中，宗族武装更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，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多藉此而称雄一方。

三、宗族对乡里社会的作用

如上所述，强宗大姓既有其经济实力，又有其军事实力，又可以左右乡里政治，这样，他们在乡里社会中，也就成了势倾一方，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。地方长吏下车伊始，往往首先要搞清当地的豪族大姓，如《后汉书·酷吏·周缉传》言：“（周约）征拜洛阳令，下车，先问大姓主名，吏数闾里豪强以对。”

对于强宗大姓在郡县的代言人掾史属吏们，长吏也应当礼遇有加，《汉书·朱博传》云：“二千石新到，辄遣吏存问致意。”一些卓有政声的地方官，也十分注重利用宗族力量在地方的影响，治理地方。

在两汉社会的变迁中，随着宗族势力的扩展，他们与政府的合作，只是乡村社会中的一个方面；而乡村社会中的另一方面，则是强宗大姓们鱼肉地方，威福有加，甚至成为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一方势力。早在汉武帝时期，颖川灌氏已横行乡里，“宗族宾客，为权利，横颖川”，有民谣怨咒云：“颖水清，灌氏宁；颖水浊，灌氏族。”

除了像灌氏这种亦官宦亦豪强的双重身份的宗强外，民间的豪右大姓照样也称霸一方，常常是二千石不能奈其何，比之灌氏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颖川，除灌氏外，还有“郡大姓原、褚，宗族横恣，宾客犯为盗贼……二千石莫能禽制”，这些“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，吏俗朋党”，大姓之间，大姓与掾史之间，结成了一张互相依托的势力网络，一手遮天，致使“二千石莫能禽制”。这种现象，当然不仅仅限于颖川，而是一种普遍现象。

总结

在东汉时代，宗族大姓势力更为强大，他们轻者藐视朝廷，不予合作，重者则拥兵自重，不服约束，甚至驱逐长吏，控制郡县，演为一方割据势力。自东汉中期开始，尽管中央王朝已建立了稳固的统治，但强宗大姓们依然可以依仗其势力，驱逐长吏。质帝时，曾诏书：“顷者，州郡轻慢宪防，竞逞残暴，造设科条，陷人无罪，或以喜怒驱逐长吏。”到东汉后期，此风更甚，桓帝不得不下诏要求“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”。至此，强宗大姓的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，一旦条件具备，他们便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割据势力。